“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很明确，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采取唯一最重要的政策。”成思危说。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调结构。但在产能过剩、部门缺乏投资的情况下，企业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不调怎么行？而且GDP的结构比总量更重要。”厉以宁疾呼，调结构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已经是生死存亡之道。

　　厉以宁认为，“要把经济增长搞上去方法很多，乱采乱伐，经济就上去了，但我们必须要调整经济增长质量，把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

　　当下中国经济的出路已无异议：从依靠外需转变为依靠内需；从外延型增长转向内涵型增长。

　　提了很多年的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必须从纸面的政策上落到实处。这当然需要决策者下很大的决心去推行。

　　其中，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是问题的关键。

　　在成思危看来，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要有制度性的安排，收入和经济同步增长，不要再减少国民经济分配中人们收入的比例，工资和CPI挂钩，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度推进信贷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厉以宁强调，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提高工资的收入，但光这个还不够，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政府一定要建平价出售的房子、廉价出租的房子，这是扩大内需的方法。

　　其中，“最大的结构要调的是什么？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我们的购买力之所以上不去，城乡收入之所以有差别，原因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厉以宁认为，农民收入怎么能提高是当前最大的改革。

　　任玉岭呼吁，要拉动内需，中国当前要迫切解决四大差距：区域差距、人均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以及行业差距。

　　他回顾了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大幅提升的两个时间点：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大大提升，当前的这一次危机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种机遇。”比如，会让我们更好地启动内需，调整结构。

　　当然，对于微观的企业，挑战虽多，但机遇也不少。当下，不少中国企业已经跃跃欲试，试图进行跨国并购或是海外投资。

　　“走出去靠什么，最近有一些调研说靠抱团。国内有500家企业积极抱团，看哪个国家欢迎。单个民营企业出去是不行的，单个国企出去也会被认为中国有什么企图，抱团出去就可以了。”厉以宁说。

　　魏建国持有相同的观点，“当前我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政府搭台，企业抱团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