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不协调，不是简单的各地区之间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而是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空间失衡。

    （一）经济布局与人口分布失衡，带来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外投资和产业持续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推动下，经济布局也呈现向沿海地区集聚的态势，形成一些支撑全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密集区。2004年我国GDP总量中，东部地区占55.4%，东北地区占8.7%，中部地区占18.8%，西部地区17.1%。特别是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圈，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35%。从国际经验看，经济总量集聚的地区，同样应该是就业机会多、人口相应集中的地区。如美国、日本人均GDP的地区差距，最高的地区不过是最低的地区的2倍左右。日本三大都市圈，提供了全日本70%的GDP，集中了65%的人口，地区之间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是均衡的，区域之间的发展也比较协调。而我国人均GDP最高的省区是最低省区的十多倍，2004年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37%、42%和66%。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圈15%的人口拥有35%的经济总量。由于经济总量大、经济高增长的地区，没能相应吸纳更多的人口，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没有资金、企业的集聚，就没有经济快速增长，也就没有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人口和经济分布的不均衡，直接的结果是地区差距过大，区域间不协调性增强，区域矛盾突出。

    （二）城乡和地区分割的体制和政策，使工业化和城镇化中自然的人口转移演变成大规模的人口季节性流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经济的集聚与人口的集中本来就是同一个过程。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空间上必然表现为从一些区域向另一些区域转移，不可能都是“就地转移”，绝大多数都是跨行政区的“异地转移”。如日本在高速成长时期，人口一方面向3大都市圈和太平洋带状地带集中，同时农村人口向3大都市圈和非大都市圈的都市集中。2000年与1884年相比，日本人口增长了约3.4倍，而3大都市圈人口增长约6倍，太平洋带状地带人口增长约5倍。再如，美国持续几十年有大量人口从东北部和北部中央区迁移到南部和西部，1940至1990年，东北部人口所占比重由27.2%下降到20.2%,北部中央区人口由30.4%下降到23.9%，相应的南部由31.5%上升到34.5%，西部由10.9上升到21.4%。正是这种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口转移，使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得到优化配置，使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比较均衡，也使区域之间得以协调发展。随着我国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强化，也打破了人口固化的格局，出现了外地劳动力大量流入发达地区打工这种“异地转移”趋势。2005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已经高达12578万人。这种人口流动对支撑经济增长和缩小区域差距起着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体制和政策制约，我国绝大部分转移人口还不能本地化，成为真正的当地居民，从而使人口流动促进区域差距缩小的机制难以发挥，只能形成大规模的人口季节性流动，并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三）劳动人口与赡养人口的空间分离，导致区域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扩大。只能跨地区就业和进城打工、难以定居的人口转移模式，使劳动人口与赡养人口空间分离，导致区域间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扩大，不同地区之间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都存在很大差距。尽管京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也吸收了大量外来劳动人口，但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作为劳动人口需要赡养的家属却被排斥在外。经济的集聚，产生了劳动力的集中，但由于现行体制的制约，却没有伴随人口的相应集中，使劳动人口与赡养人口在空间上分离。吸收劳动人口的地区只允许外来劳动力在本地打工，享受并占有其创造的GDP和税收，但却不为外来劳动力及其家属负担公共服务支出。结果是，越是发达的、外地劳动力进入越多的地区，由于可以“无偿”占有外地劳动力创造的税收，财政收入就越高，越有财力为本地的公务人员涨工资，为本地居民提供水平更高的公共服务。这又助长了这些地区招商引资、办开发区、在本地建项目，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来创造税收的动机。相反，越是相对不发达的、本地劳动力流出较多的地区，由于能创造税收的人口大量流出，而不能创造税收、只是财政支出“负担”的人口却仍在本地，财政支出就越窘困。这也迫使那些相对不发达、财政窘迫的地区也要通过招商引资，在本地建项目、发展工业等留住劳动力，以创造GDP、创造税收。这是导致我国区域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四）经济分布与资源分布的空间失衡，导致资源跨区域调动的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向少数区位条件更好的区域集聚是工业社会的必然规律。我国的经济布局向少数区域集聚有其必然性。但问题在于，这种经济的集聚以及今后政策变化后可能出现的人口集中，是否与各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我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特点是，资源环境的地域性特征突出，水、土地和其他能源矿产资源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区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悬殊。我国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水电资源主要在西南，而经济总量和经济高增长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如果能源消费结构维持现有格局，2020年之前要再建7条大秦线以及相应的港口来运输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煤炭。经济分布与资源分布的不协调，是形成南水北调、北煤南运、西煤东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格局的主要原因。一些城市的布局和规模与所在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适应，也带来类似的问题。全国660个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缺水，110个严重缺水，为这些城市跨区域调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能源资源、水资源是可调动的，但也要付出成本。我国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能源短缺的问题。与其继续大跨度地调动资源，不如引导经济布局到其他区域，促使这些区域发展能耗低、耗水少的产业。不改变区域发展模式，不改变只集聚经济、不集中人口的政策，不改变一些区域的发展内容，一些区域的发展迟早会超出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届时，将不得不为越来越多的地区进行大跨度、大规模的资源调动。

    （五）按行政区推动发展的思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认识上的偏差和不合理的体制及政策导向，使各级行政区都按行政区扩大经济总量。发达地区要发挥经济集聚的优势，实现率先发展，不发达地区要通过集聚经济创造财富，加快实现赶超，各个地区、各级行政区，都在大力推进本行政区的发展，实现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这种所有的省区市、所有的市县镇都要大开发、大发展的倾向，已经导致了一些地区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工业遍地开花，城市盲目布局，土地无限开发，生态环境恶化。一些地区由于滥设开发区和盲目推进城镇化，大量占用耕地，使绿色空间快速减少，开发密度急剧提高，几年后将无地可占。一些地区由于不计环境代价盲目发展，已经造成有水皆污、有河皆干，各类污染日趋严重。由于开发过度，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因地下水超采导致的大面积地面沉降，超载过牧带来的大面积的草原沙化退化，山地林地湿地过度开垦带来的大面积的荒漠化和水土流失。这些都使一些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快速下降，适宜人口生存发展的空间逐渐萎缩。目前的23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主要是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库区、荒漠区等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按“就地脱贫”的思路继续人均一亩高产稳产田等的建设，不仅贫困问题难以解决，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难以估量的。按现有的发展模式，将使越来越多的地面沉降区、草原沙化区、石漠化和荒漠化区、水土流失区加入到贫困地区行列，带来新的贫困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